4月29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堅持“動態清零”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有關情況并答記者問。
有外媒提問：中方強調應該從宏觀層面來計算“動態清零”的成本和收益，想問一下這個成本大于收益的臨界點在哪里？以及成本到底是什么？中方率先從疫情當中恢復發展，并一直在尋找新的方法應對不斷演變的新冠病毒，請問中方在這些年來做了哪些工作加強醫療系統的能力建設？
國家衛生健康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在發布會上表示，在計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成本和收益的時候，第一，應該明確局部和整體的關系，短期和長期的關系，在這種整體上來看，我們就要從長遠的，綜合的，整體的，系統的這種觀點來看它的成本和收益。第二，在評價一場抗疫戰役或者斗爭的成本收益的時候，不僅僅是經濟或者貨幣的成本和收益，因為生命是無價的，生命也是無法用貨幣來衡量的。所以做分析的時候應該是一個系統的觀點。要算大賬、總體賬，動態賬。其實既要算經濟賬，更要算民生賬。
梁萬年分析，理論上說，抗疫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肯定要付出成本，這種成本就包括直接的成本，比如說疫苗的接種，方艙的建設、核酸的檢測，就會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些是它的直接成本。同時，它也會引發一些間接的成本，比如抗疫會限制局部地區一部分人的流動性，由于這種流動性的限制，可能會造成一些經濟上的影響，這是它的間接成本。還有一個成本是無形的成本，比如說一些隔離人員，在一個社區特別是在封控區或者管控區這一塊的人員，在家里隔離會產生一些焦慮、不安等等，心理上的一些問題，它都可以稱之為是一種無形的成本。
“反過來，在算抗疫措施收益的時候，也應該是一個動態和多層次的，包括直接的收益，間接的收益，甚至是無形的收益，”梁萬年認為，我們國家抗疫以來所采取的“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總策略和“動態清零”的總方針，有效避免了大規模疫情的流行和爆發，保護了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實際上在期望壽命折損方面，中國有效避免了人均期望壽命的折損，維護了最廣大地區人民群眾正常的生產生活和經濟發展，我想這些都是我們抗疫直接收益的一個具體體現。
梁萬年提到，我們國家2020年經濟的發展，包括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1年，我們國內生產總值比上一年增長了8.1%，兩年平均增長5.1%，整個經濟增速居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前列。2022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4.8%，這種態勢已經證明“動態清零”符合中國的國情，較好地平衡了疫情防控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梁萬年在發布會上表示，由于疫情的不確定性等方面的原因，中國所采取的“動態清零”總方針和一系列的抗疫舉措相當于是為中國14億人民購買了一份應對疫情變化、病毒變異、傳播等不確定因素的保險。
梁萬年提出，“動態清零”促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比如我們利用遠程醫療，大數據的技術，其實促進了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力地保障了民生，更保護了脆弱人群。同時，我們通過聯防聯控，通過社區治理的能力提升，也促進了公共服務部門間政府和社會間，從上級政府到基層社區治理部門間有效的銜接和聯動，我想這些也都可稱之為是我們實施“動態清零”所產生的間接乃至無形的收益。
梁萬年指出，醫療救治一直是新冠抗疫的重要一環，中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強化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尤其對相關肺炎病毒株奧密克戎流行以來主要做了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強新冠肺炎定點醫院的設置管理，指導各地來將綜合能力強、救治水平高，感染防控基礎好的醫院作為定點醫院，集中收治患者，同時提出了明確的不同人口數量城市的定點醫院床位要求。比如原則上每一個地市以上城市，城區常住人口在100萬—500萬的大城市定點醫院床位總數應不小于500張，500萬—1000萬特大城市定點醫院床位總數應不少于1000張，100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定點醫院的床位總數要不少于15000張，其中重癥床位不少于定點床位總數的10%，另外要求各地設置一定數量的后備定點醫院，確保有需要的時候24小時內就能夠騰空并投入使用。
第二，加強了方艙醫院的設置管理和準備，實行病例的分級治療，建設和改造一批方艙醫院，確保有需要的時候能夠在兩天內投入使用，來保障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截止到本月25號，全國已建成和正在建設的方艙醫院近400家，床位總數約56萬余張，此外，對方艙醫院的醫護比、床醫比都有明確的要求。
第三，切實提高醫療資源的使用率，指導各地及時將符合標準的新冠肺炎患者轉送方艙和定點醫院，最大限度提高床位的使用率。同時，也要求各地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正常醫療服務的關系。除此以外，這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強化了ICU重癥的救治建設，并配置相應的救治設施設備，加強醫務人員的培訓，及時修訂完善診療規范，廣泛的使用中醫藥，加強應急救治的預案，培訓和演練，加強應急醫療救治物資的儲備等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