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陶立烽】
3月16日，《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全文發布。除了3月7日發布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內容外，《方案》還涉及到黨中央、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機構改革內容。
此次機構改革涉及金融、科技、社會工作、數據以及機構精簡，尤其是中央金融委/中央金融工委、中央科技委、中央社工部等新部門的組建，引發了廣泛熱議。對此，觀察者網采訪了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和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唐亞林。
對于機構精簡，唐亞林指出，我國的官民比，實際上是在全世界中都是比較低的，大大落后于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國家，中國的比例1%都不到。而此次精簡主要是為了優化資源配置，各部門精簡出來的名額要用于新設機構。
根據《2016 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截至 2016年底，全國公務總數為719萬人。
至于縣鄉兩級不做精簡要求，唐亞林分析，此舉是為了讓基層公務員的作用和能力得到有效充分的發揮與運用。“李強總理在記者會上說，深入基層看到的全是辦法，也說明了我們的干部需要面對基層、面對群眾、面對服務、面對人心、回歸群眾路線。”
2018年4月，泉州洛江區紀檢走訪洛江區綠聯果蔬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民，了解農民生產生活、檢查農資補貼到位和鎮村干部服務態度、服務質量等情況（圖自泉州市紀委監委網站）
以下為采訪原文：
觀察者網：這次黨中央組建“中央金融委員會”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前者是中央議事協調機構，后者則是中央派出機構，同前者的辦公室合署辦公，這種安排的目的是什么？
唐亞林：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職能并不一樣，前者主要是針對事務，后者則主要是針對黨務。
具體而言，中央金融委以及中央金融辦，專門負責對金融相關重大事項的議事協調、決策研判、政策統籌、落實推進、監督反饋等事務；而中央金融工委主要負責金融系統多家單位的黨務，對一行兩會（之后會改成一行一會一局）進行歸口管理，著重強調的是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等。中央金融辦與中央金融工委二者合署辦公。
舉個例子，以前上海市教委、衛健委和科委上面有個科衛教工作黨委（后來拆分了，變成了教衛黨委和科技工作黨委），對教委、衛健委和科委的黨務進行統一歸口管理，而各個委員會負責具體的業務事務。也有另外一種情況，在大口黨的工作委員會之下，各獨立但聯系很緊密的幾個部門各自設有黨組，實行黨務統一歸口管理，中央金融工委就是這種情況。
觀察者網：地方金融監管體制將改成中央派出機構為主，地方政府金融監管機構不再加掛金融工作局、金融辦公室牌子，這是否意味著削弱地方的金融監管權？這和前段時間的村鎮銀行暴雷事件有關？
唐亞林：現代金融是一項特殊的事業，事關國家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心理的傳導與沖擊效應明顯，既深刻影響經濟發展走勢，又鮮明影響社會大眾的心理認知，從而影響一段時期的經濟發展進程與社會穩定大勢，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和認真對待。簡而言之，就是金融業杠桿作用非常強大。比如最近美國銀行業出現的幾家銀行倒閉事件，不僅影響股市，還影響民眾的生活甚至企業的生存。
而我國目前地方金融管理已有不少亂象。我們以往對這個問題重視不夠，這種情況就需要加強中央事權的統一管控，實行垂直管理。因為地方監管能力有限，而且有的地方也有打政策擦邊球的傾向。一旦監管能力搞不上去，它所造成的破壞性會更大，會產生系統性風險。
觀察者網：為什么央行管理體制從“大區分行制”改回到了1998年以前的“省會分行制”，從目前的“央行-大區分行-省會支行-地市支行-縣支行”五級管理體制改成“央行-省分行-地市支行”三級管理體制，當年大分區制改革目的是規避地方政府對地方央行支行的不利影響，那目前形勢下的改革原因是什么？這么改有何利弊？
唐亞林：目前大區分行體制顯得不太適應，而省分行能較好地顧及到每個省份的特殊性。
至于為什么裁撤縣支行，這也和目前電子支付手段興起等有關。隨著交通網絡體系的發展，互聯網支付的普及，以分布式存儲為核心的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創新，下沉到縣市級的人民銀行系統主要職能越來越弱化，原有的貨幣當地發行管理、現金管理與庫房建設、反假幣業務、金融數據統計等職能就日漸淡化了。
因為交通網絡的飛速發展，縣域和地市、省城的通達度大大提高，即便真的發生擠兌事件，一夜就能從省行或者地市支行調錢過來，擠兌就可以避免。同時，電子支付使用頻率和場景不斷增加，現金用得少了，假幣也就少了。所以說，現在基層政策銀行的具體職能弱化，縣（市）支行的存在必要性也大大降低。
中國人民銀行嘉善縣支行（圖自嘉善新聞網）
觀察者網：黨中央組建中央科技委員會，并由重組后的科技部整體承擔其辦事機構職能，同時科技部的諸多職能也劃到了其他部委，這能否助推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唐亞林：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是國家發展的強大動力基礎。但我們傳統的科技職能是分散的，有些職能不突出。
這次改革，科技部一些涉及農村的、高新技術發展與產業化規劃的職能被劃走了，就是為了突出它的主行主業——健全新型科技舉國體制、優化科技創新全鏈條管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這也可能也是原來科技部做得不夠的地方。
另外，針對目前出現的全球高科技競爭局面，尤其是遇到了“技術卡脖子”的背景下，我們科技部的職能要因時而變、因事而變、因勢而變。首先得知道發展任務和主攻方向，知道我們哪方面薄弱，其次要形成合力，第三要形成相應的機制，這就為新型科技舉國體制的形成探索了經驗，有利于“卡脖子技術”領域的自主知識創新、自主知識產權建構和自主可控產業鏈集群成長。
觀察者網：黨中央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作為黨中央的職能部門，除了統籌指導信訪工作外，職能還包括“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這有什么重要意義？
唐亞林：中央社工部的組建在社會體制上算得上一個重大的變革。目前我們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愈加嚴峻復雜，中央也提出“必須準備接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因此只要我們基層穩了，我們國家的大盤就穩了。以前我們講“郡縣治、天下安”，但我們現在完全可以這么講，“基層治、中國安”。
基層工作涉及到基層政治治理、社會治理、行業建設等。我們傳統講社會治理要發揮多元主體作用，中央社會工作部組建能對社會多元主體進行有效統籌，發揮他們的參與、聯動、治理乃至合力發展的作用。這可以針對不同人群、機構、組織，包括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的治理，形成新的實踐模式與理論范式，也有利于推動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觀察者網：國務院組建國家數據局，統籌推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規劃建設，引起了廣泛熱議，您如何看待這一設置？對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有何意義？
唐亞林：國家數據局的組建有三方面的意義，一是數據在今后的開發利用中如何向社會和市場開放，如何適應數字時代的需求，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以及進行數字治理。
其次是數據的權威性收集和處理的問題，以及隱私保密的問題，就是收集、處理、保護、開發、利用等。這涉及到對數據的管理規章制度的頂層設計問題，需要打破部門所有、地區所有的原有格局。
第三是它確實為未來的數字產業、數字經濟、數字治理提供新的基礎，但是能走到什么地步，目前為止只能看出一個大概一個大勢，很多具體應用出來后，還有待觀察其后續影響。目前數字治理、數字產業已經有了，到底今后走向何方，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觀察者網：時隔五年，全國老齡工作由衛健委重新劃入民政部，是有什么考慮？
唐亞林：老齡工作既是一個事業，又是一個產業，當然還可以說是個“人心工作”，就是要為老年人提供各種服務。
而衛健委的職能更多是關于健康業、醫療衛生業的，更多聚焦為老服務背后的健康咨詢、醫療衛生、醫養結合等問題。但為老服務還包括其他的方面，比如文化服務、養老照護、社會保障、精神關懷、設施建設等等，顯然衛健委在這些方面可發揮的空間并不大。
而民政部在過去幾年支持培育了大量養老機構設施資源、社區養老基礎設施和空間，也形成了比較健全的治理機制與組織管理體系，具有較強的服務能力和統合能力。
觀察者網：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編制按照5%的比例精簡，但縣鄉兩級不作精簡要求，這一安排的原因是什么？
唐亞林：首先要強調的是，我國的官民比，實際上是在全世界中都是比較低的，大大落后于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國家，中國的比例1%都不到。其次，精簡主要是為了優化資源配置，各部門精簡出來的名額要用于新設機構。
至于縣鄉兩級不做精簡要求，是讓基層的公務員的作用和能力得到有效的充分的發揮和運用。中國的黨政機關要重走群眾路線，我覺得要回歸基層，回歸民眾，回歸服務，回歸人心。
李強總理在記者會上說，坐在辦公室碰到的全是問題，深入基層看到的全是辦法?？偫磉@句話是說明什么？就是我們的干部需要面對基層、面對群眾、面對服務、面對人心、回歸群眾路線，而且對基層干部來說，不在于數量多少，而是要服務是否到位。所以目前我們基層機構與人員并不是超額問題、膨脹問題，而是從上到下怎么優化的問題，怎么為民服務的問題，怎么為國家事業發展奮斗的問題。
2022年4月，新疆博湖縣紀檢監察干部深入基層了解小麥種植、長勢及春耕貸款發放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