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紹興6月7日電 題：“楓橋經驗”：基層治理智慧在中國鄉村的積極探索
作者 項菁
一條楓溪江穿過浙江省紹興市諸暨市楓橋鎮，源流之處、和美之地，是楓橋鎮楓源村。這里是“楓橋經驗”發源地之一。
20世紀60年代初，楓橋創造了“依靠民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中新社記者走訪“楓橋經驗”誕生地發現，這一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樸素經驗，不斷催生著鄉村巨變，也是基層治理智慧在中國鄉村的積極探索和實踐。
“矛盾不上交”：基層治理的萌芽
2021年2月底，楓源村召開鄉賢參事議事會，法律、文藝、企業等各界鄉賢驅車回村，商量家鄉振興路。2021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楓源村怎么振興，需要大家出謀劃策。”楓源村的“老干部” ，年過六旬的駱根土說。對于村莊的未來，他內心篤定。
這份信心，源于幾十年來當地對“楓橋經驗”的創新與實踐。
1963年，中共中央決定在農村和部分城市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楓橋地處會稽山西麓，系浙東革命老區。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最終沒有逮捕一個人，當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取得了良好效果。
同年10月，毛澤東說：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11月，毛澤東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各地考察團接踵而至。這便是新中國基層治理的萌芽。
“矛盾千百變”：民主決策一路破題
時代演進，矛盾在變，“楓橋經驗”詮釋出的破題之道也在探索與迭代之中。
和大多地方一樣，楓溪源頭一帶村民曾經開挖礦山，“靠山吃山”拉動了經濟。
“家家戶戶賺到錢，但一到下雨天水土流失，艷陽天塵土飛揚。”親歷者駱根土回憶道，這讓村民們感覺到——矛盾必須解決。
作為村里的領頭人，駱根土和村里商量后決定，關停礦山，保護山林。那時，駱根土還是31歲的小伙子，肩扛著一身的責任感，挨家挨戶做村民工作。
而后村里組織村民到附近考察取經，辦起了紡織廠。生態環境好了，村民口袋也鼓鼓的。
然而，矛盾還是存在。彼時的楓溪畔，織布機聲陣陣，夜晚也是一片嘈雜。村民紛紛投訴。
經過村民們的商討和投票表決，一番民主決策后，大家一致同意把紡織廠搬遷出村。
2006年，大竺、大悟、泰山三個自然村合并，駱根土由原來擔任大竺自然村書記，成為合并后的楓源村主任。然而村莊大了，駱根土直言治理新難題也隨之多起來。“那時候，我相當迷茫”。
基層治理之道：民主法治與服務意識
2018年11月，浙江提出新時代“楓橋經驗”的主要內容為堅持黨建統領，堅持人民主體，堅持“三治融合”(兼顧自治、法治、德治)、堅持“四防并舉”(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堅持共建共享。
如今的楓源村委大樓墻面上，印有“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十五個大字；村道旁，立著一塊醒目的標牌——“三上三下 民主治村”。
所謂“三上三下”，“一上一下”為收集議題，村兩委會從村民中收集議題，并通過上門下訪征求意見；“二上二下”為醞釀方案，通過召開民主懇談會，對方案進行深入討論，進一步完善；“三上三下”為審議決策，方案提交黨員會議審議，經村民代表會議表決通過后組織實施。“三上三下”通過的事情，無論大小，印成一本冊子，發放到每一位村民手中。
這些均是楓源村鄉村治理的法寶，也使迷茫的駱根土找到“治村之道”。
“越警管家”自助服務機、法律咨詢機、銀行借款機……幾十平米的楓源村為民服務中心內，村民拿著一張身份證，不出村就能辦好上百種事項。
鄉風文明理事會、鄉賢參事議事會、580志愿服務會……在楓源村，還活躍著一群社會組織，他們從村民中來，也服務村民。
楓溪之源，原來的三個自然村融合一體，基礎設施、經濟發展越發均衡，村與村之間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
諸暨市“楓橋經驗”研究會會長陳善平表示，“楓橋經驗”的實踐，已經實現了從“管人”到“服務人”的飛躍。
諸暨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謝琦談道，在全面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新時代“楓橋經驗”在人民調解的基礎上，更加突出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在諸暨市域，平均每4個常住人口中有1人參與社會組織，其中不乏“法律智囊團”。
回望來時路，“楓橋經驗”初稿起草人之一、93歲高齡的董光感慨：“‘楓橋經驗’是一種方法論，它注重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強調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