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自己是密接后，34歲的張先生選擇自我隔離。在等待疾控通知的12個小時里，張先生沒敢回家，自己開車停在停車場里，獨自等待著流調的確認。4月26日，根據疫情通報，張先生確診為北京第218號感染者。由于張先生沒有回到居住地昌平區冠華苑社區，26日上午11時，社區人員和環境采樣，結果均為陰性。社區書記稱，因得益于張先生的防范意識，居民樓只封控了14個小時。張先生也因此被網友們稱為“中國好鄰居”。
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他說自己做這些的初衷，就是因為不想連累別人，“我要是回家，整個小區都可能被封住，受影響的人太多。我自己一個人，就算在外面站一天也無所謂。”
4月27日，北京第218例感染者張先生在北京地壇醫院接受治療，目前身體已未感任何不適。受訪者供圖
“一想到有別人，就覺得自己不能把他們都連累了”
到達隔離點前的12個小時，或許是張先生近幾年最“孤獨”的時刻。張先生是吉林長春人，四年前來京從事裝飾行業，成為了一名室內設計師，“干我們這行的，每天接觸的人太多了。”接待客戶、奔走于工地現場，是張先生的工作日常。
4月22日，本是東城區一客戶房子開工的日子，“那天工長沒有到，只有工人在，處理完事情后，下午我就回公司了。”張先生回憶，回到了公司，他才聽說未能到場的工長核酸“出現了問題”，工長和工人們接觸很密切，“我當時心想，完了，是次密接。”傍晚五六點鐘，等他再與工人聯系時，得知對方已被防疫人員帶往隔離點。
張先生的單位在朝陽區，而他與人合租的住所則在昌平區北七家鎮冠華苑社區，當天晚上，他沒敢回家，入住了朝陽區的一家快捷酒店，中間也沒再接觸任何人。
其實當天回家與否，他考慮過，“說心里話，如果這個房子是我自己住，沒有和別人合租，我可能也就回去了。”張先生告訴記者，“一想到有別人，就覺得自己不能把他們都連累了，萬一呢。”
等第二天一早，張先生給工人打電話，得知對方已經確診的消息。“我的第一反應是，我是密接，而且是非常危險的密接。”他想起頭一天在準備開工的住宅里，自己與工人之間的距離很近，兩個人中，也只有他戴著口罩。那一刻，他覺得自己無疑將被確診。
“車場位置是選過的，不會經常有人路過”
23日上午10點多，張先生從酒店離開，房間沒有退，他特意打電話叮囑前臺，房間不需要打掃衛生，也不許任何人進去。
開車到達朝陽區鼎城路和育慧東路交叉口附近，他先后聯系了屬地來廣營社區，也撥通了北京12345非緊急求助電話。事實上，這一刻由于大數據還未更新病例信息，張先生自知已經跑在了流調記錄的前面。“后來，東城區、朝陽區、昌平區都給我回了電話，建議我回到住址所在地，等待最后的流調確認。”大概下午3點左右，張先生開車回到了所在社區附近。
按照冠華苑社區公告顯示，在社區收到報備后至張先生被接走集中隔離前，經公安機關調取相關監控，張先生一直待在自駕車里等待通知，未進小區和所在居民樓。
北七家鎮冠華苑社區黨支部書記王松林還記得，那個下午，他接到電話聽張先生口述了自己的情況，“他和我們社區工作人員大概溝通了七八次，通話也是為了了解情況，安撫他的情緒，等待疾控部門的研判。”王松林說，電話那頭的情緒一直很平靜、果斷，“值得我們敬佩。”
張先生把車停在了小區北門外的露天停車場，這是他自己權衡挑選過的，“這里的人員流動少，不靠近行人，停車的位置也不會經常有人路過。”下午5點多，他叫過一次外賣，“當時一天沒喝水吃東西，有點挺不住了。”為了減少與人接觸，他只讓送餐小哥把外賣放到了馬路邊。
“我自己一人，就算在外面站一天、坐一天，也是無所謂的”
23日晚上10點左右，張先生被疾控人員接走送往了隔離點。在這之前，他已獨自在車里度過了12個小時，自我隔離超過24小時。白天的電話一直沒停過，那是流調人員和疾控工作者以及屬地在與他確認信息，“我也一直在等救護車，確實有點累了，想著快把我接走吧。”
而在社區方面，書記王松林告訴記者，隨后街道和社區馬上部署了臨時封控工作，封控期間連夜對人員和環境采樣，結果均為陰性。也得益于居民本身的風險意識，居民樓封控時間總長不過14個小時。
張先生說，自己在送往隔離點前無任何癥狀和身體不適，直到25日中午發起燒來，渾身酸痛，伴有頭暈。隨后經過驗血和檢查，最終被確診為第218例感染者，目前正在北京地壇醫院接受治療。
與新京報記者通話時，除了稍稍有一些不明顯的鼻音，張先生聲音洪亮，語速也很快。他說，目前高燒已退，身體未感任何不適。
得病的事，張先生沒有告訴在家鄉的父母。“他們年紀大了，不想因為這個小事，讓他們著急上火。”
他總怕麻煩別人，一說起來，擔心的都是給哪怕素不相識的人帶來影響，“要是我那時候回家了，室友、整棟樓，甚至整個小區，都可能被封住，這樣影響的人太多了。我自己一人，就算在外面站一天、坐一天，也是無所謂的。”
新京報記者 田杰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