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語
當前社會媒介環境日趨復雜，信息呈現立體式、非線性傳播特點，各方輿論在匯集碰撞時產生的一些輿情現象，呈現出共同的規律特征，可以用某些“效應”來概括。這些特定現象在熱點事件尤其是高熱輿情事件中經常出現，且多表現為多重輿情效應共同作用、相互交織，為輿論場帶來更復雜難測的反應變化，令處置部門的應對引導工作變得更加棘手，稍有不慎就會引發輿情風暴。因此，政府部門有必要關注它們所呈現的特征，了解并掌握其在傳播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方面發生的機理，通過共性規律看清輿情走向，在開展相關輿論引導時做到提綱挈領，以便有效解決當前輿論場面臨的諸多問題，增進不同場景下的處置工作的可行性與效率。本文歸納了近年來輿論場常見的六種輿情效應，并借助典型案例分析其成因和演變規律，總結出常見的引導應對方式，以供參考。
01. 極化效應
輿情領域中的“極化效應”是指網民對某個社會事件或現象進行討論交流后，形成具有極端性和對立性的觀點和意見。主要表現為，一旦某種輿論觀點成為網絡主流傾向，就會不斷吞噬、消滅其他反對意見，令網民呈現出盲信和盲從的不理智情緒。極化效應作用下的輿論場容易陷入負面的、不理性的狀態，如果不及時加以重視并采取合理措施進行有效應對，可能產生倒逼政府的情況及衍生輿情，后續將會加大政府部門社會治理和輿情處置的成本。
當前，在一些輿情事件中一旦涉及性別議題就很容易產生極化效應。比如，在成都女子肖某某勸阻吸煙被潑一事，該事件隨著輿情發酵逐漸向男女對立等討論方向發展，在一些言論的煽動和挑逗下，越來越多人把矛頭對準了男性群體，不乏“辣雞”等侮辱、貶損言論，一些自媒體和博主還痛斥部分中國男性素質低下，并舉例外國男性如何彬彬有禮紳士風度，隨后整個輿論場呈現出一種針鋒相對的戾氣，極化效應凸顯。
對此，政府部門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輿論極化危機的預警和防控機制，強化信息公開和透明力度，及時向公眾發布動態信息，阻斷小道消息和網絡謠言傳播空間，掌握輿論引導的主導權。同時，拓寬公眾的意見表達渠道，充分發揮主流媒體、意見領袖的作用，對偏離理性軌道的輿論及時予以糾正，從而降低網絡輿論極化現象的發生概率。其中也需要格外警惕網絡中的“引戰者”，防止少數別有用心勢力故意拔高一般事件或普通案件，將公眾視線引向對國家和社會的反思與批判。政府部門在輿情處置引導中需要加以甄別并區別對待，防止走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激發社會逆反心理。
02. 標簽效應
輿論給某類群體、地域、事件等貼上特有標簽，并用慣性思維來看待的現象，叫做“標簽效應”。其心理動因源于固有成見作祟，網民在瀏覽信息時，容易代入已有的刻板印象和價值判斷，后續再通過進一步的傳播互動，這些標簽的刻板印象會影響更多的人，甚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網絡輿論生態環境。
比如，近年來新聞報道中出現的涉及“富二代”“小粉紅”“臨時工”等負面事件，令網民對這類人群產生預設性的偏見。還有某些職業也受到“標簽化”影響，比如城管的形象長期以來被妖魔化，其中固然有此前因執法規范化不足等造成的問題，但還在于長期相關負面信息的擴散，網民受到較多的負面影響，在先入為主的主觀判斷下，形成了現如今對城管群體的刻板印象。
不難看到，這種“先入為主”的心理無形中會屏蔽理性觀點，而以刻板印象為基礎的標簽式輿論，容易誤導公眾形成社會偏見，產生輿論場的割裂和對立，對構建社會共識產生巨大破壞力。在輿論引導過程中，相關政府部門需要清晰認識到標簽效應的危害，并有意識地澄清輿論偏頗認知，引導媒體和受眾跳出這一固有概念的影響，去關注事件的客觀事實。具體而言，相關部門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切入：如在信息發布時避免過度披露涉事人員身份信息，規范媒體報道方式，全面呈現事件的全部面貌而不是“貼標簽”；壓縮某些故意誘導聲音的傳播，尤其是部分自媒體喜歡發布關聯式文章，以達到吸睛引流目的，必要時進行一定信息管控；及時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不實信息，減少輿論向固有偏見層面轉向的因素，盡快消除輿論標簽中不良刻板印象的影響。
03. 塔西佗效應
“塔西佗效應”是一個政治學概念，意指倘若公權力失去公信力，無論其如何發言或做任何事，社會均給予其負面評價，不相信它的說法。一般而言，在當下中國社情民意中，“塔西佗效應”并不常見。但在少數重大輿情事件中，由于涉事官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處置失誤，沒有著力解決問題、廓清疑惑，反而用“瞞”“捂”“攔”等不正確方式，人為推高社會對立情緒，激化矛盾，造成事態擴大化，令公眾產生“習慣性質疑”的偏執。
在輿情處置中，地方政府要警惕“塔西佗效應”的出現，就要以認真回應群眾訴求的態度為前提，針對輿論疑問提供及時、真實、有效的信息，并通過信息的快速傳遞降低謠言發生概率。尤其要重視首次通報的重要性，需要始終圍繞在輿論關注的焦點、熱點、疑點方面，做到回應有力、有的放矢、證據充分、邏輯合理、細節周詳，努力創造輿情降溫條件。同時，官方也要和公眾真誠互動和良性對話，以誠懇、擔責的姿態接受輿論意見，同時要注意換位思考，多站在公眾角度考慮問題，切實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以及監督權。
04. 蝴蝶效應
“蝴蝶效應”是指一個小細節或一件小事情，也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在輿論場中，“蝴蝶效應”屬于比較常見的現象，不少輿情案例發端于比較平常的微小事件，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猛發酵，最終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輿情風暴。
比如，演員翟天臨在直播中回答網友提問時說了一句“不識知網”，受到一場指向明星讀博和高校招生公平的輿論風波，引發全社會關注。最后，不僅翟天臨的博士和碩士學位接連被取消，更引起各大高校“學術打假”運動，可以說是輿情“蝴蝶效應”的典型連鎖反應。可以看到，在新媒體環境下形成高交互性、高鏈接性的網絡中，信息呈現立體式、非線性傳播，零散的后續網絡討論可以通過聚合產生強大的傳播效力和話語場，一些特定網絡事件很可能會因特定群體的原因發酵、升華，之后脫離地域性、行業性等特定輿論圈層的討論，進而上升演變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熱點事件。這一輿論現象最終令一些看似很小的社會事件產生“蝴蝶效應”，形成惡劣影響，甚至對社會穩定造成威脅。
這提示相關部門面對網絡輿情時，需要加強輿情動態追蹤能力，及時關注事件的最新發展動態，加強輿論場信息和網情民意的收集，對公眾的關注焦點和訴求出現的新變化，保持敏銳的感知度，及時作出審時度勢的處置和反饋，對網絡輿論加以正確引導。尤其需要警惕部分自媒體利用網民從眾心理，通過“帶節奏”的言論擴大事態。總而言之，多管齊下是防止或降低“蝴蝶效應”影響的重要舉措。
05. 長尾效應
輿情領域中所說的“長尾效應”是個比較形象的概念，如果說輿情的爆發時間是“頭部”，那么其平息時間則是“尾部”，“長尾”是指一些熱點事件因處置周期較長，隔段時間就會被網民提及和討論，造成反復發酵、時間拉長的輿論觀感。不難看到，在一些高熱輿情事件中，“長尾效應”比較明顯，從而拉長整個輿情的處置周期。
云南孫小果涉黑案也出現類似現象，2019年4月初的媒體報道激起廣泛質疑，迅速形成一場輿論風暴。后續輿情熱度下降后，仍然有各類媒體不斷深挖孫小果經歷，引發輿情反復，相關討論隨著案件審理流程推進而多次升溫。
這說明一些網絡輿情事件進入處置后期，仍不時出現再度追問和反復關注，輿情起起落落出現多個節點，實質是公眾對某類社會問題持續關注而留下的網絡痕跡。其中需要警惕負面輿情“長尾效應”產生的強勁穿透力及破壞力，在長時間的輿情“拉鋸”中嚴重損害政府公信力，給政府輿論引導工作帶來巨大影響。政府部門在輿情處置中要破解“長尾效應”的風險，需立足責任意識打造輿論導控閉環，避免以“介入調查”的方式拖延輿情，令輿情反復發酵無法做到圓滿結束。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門需直面輿情危機中暴露的管理問題，做到短期著手和長期著眼雙管齊下，完善針對訴求的回應渠道，構建“長尾”輿情的消解機制。
06. 共情效應
共情效應是指大眾因為同理心觸發共鳴形成輿論聲勢的輿情現象。實踐中，公眾對社會事件的評判往往帶有自我的情感投射，如果涉事方的某些特質與個體自身有相似點，就會促使網民產生某種代入感，刺激網絡評議沖動。這在社會民生類輿情中表現尤為突出，由于民生問題與社會公眾的利益息息相關，可能會發生在大多數人身上，容易令人們產生強烈的代入感和同理心，與事件當事人產生情感共振，網民因此有了強烈的意愿去表達共同訴求、發泄共同情緒。
比如，2021年7月13日，公安部召開新聞發布會披露稱，2015年曾受到廣泛關注的尋親電影《失孤》中的被拐兒童原型郭新振已被找到。其父郭剛堂24年尋子的故事被大家熟知，隨著孩子的尋回，大團圓“續集”打動人心的同時，也激起全社會對拐賣兒童犯罪的關注，共情效應之下不斷吸引公眾加入到事件的傳播中，維持著相關事件及話題的總體熱度。
就輿情處置而言，一旦網民之間出現強烈的情感互動和共振，就可能因為社會群體認同層面的共情效應快速發酵，引發更多的網絡關注與討論，給輿論傳播帶來顯著影響。因此，政府部門在具體事件處理過程中，需要充分認識到共情效應起作用的淺層特征及深層機制。一方面，重視社會心態動向，通過回應網民的同理心進行情緒共振，撫平公眾的焦慮情緒，增強官方處置的社會認同感，避免官方自說自話。另一方面，對于網民共情之下的“合理想象”，即從已知的事實去推測可能發生的“事實”或存在的“思想”，這多數與網民自身權益相關，處置部門還需要考慮其產生根源，查擺個案背后是否存在普遍性問題。如果有，則需要落腳到建章立制層面，給公眾更強的安全感和獲得感，才能最終破除網絡傳播中的共情效應。
作者：法治網輿情中心輿情分析師 王燦
編輯：彭曉月 劉思源
